核污染水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首次大规模进入海洋的漂流。当地时间8月24日13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首次排放将持续17天，在经过核素去除设备的处理和海水稀释后，约78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将相继流过约1公里长的隧道抵达大海。

　　这项“排污入海”工程将持续30年。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000多个储罐中，超130万吨核污染水已存储超过12年。

　　对于这些踏入海洋征途的核污染水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人类或许还无法准确估计。但覆水难收，环球终将同此凉热。

　　这些核污染水来自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这是世界历史上，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并列，仅有的两例七级核事故之一。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为了冷却被熔毁的堆芯，东京电力公司将大量海水直接注入反应堆，形成了核污染水。与此同时，雨水的降落与地下水的不断渗入，又给福岛核电站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污染水。

　　为了减缓污染水的增速，东电公司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循环使用冷却水以及建造冻土墙阻隔地下水流入，但30公尺深的冻土墙始终难以奏效。在灾后12年里，地下水仍不断上涌，核污染水以每日超过100吨的速度不断增长。

　　在学界，核污染水和核废水、核污水三者迥异。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副教授周仲元介绍，核废水是未被污染的冷却水，如反应堆冷却水、清洁与过滤水、生活垃圾污水等，不接触反应堆芯；核污水是从核电站排出的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水，如用于清洗、除尘、脱盐等目的的低放射性废水，具有较低的放射性强度和危险性；而核污染水特指由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环境，比如核事故产生的污染水，其中含有多种放射性核素，难以去除，对生态系统影响大。

　　据研究统计，核污染水中主要含有锶-90、铯-137、碘-131、氚、碳-14等放射性核素，这些放射性核素衰变过程需要数万年甚至几十万年。若排放入海，所含的放射性核素将随洋流迁移、扩散至别的海域，直接对全世界内的海洋环境、海洋生物造成放射性污染。

　　周仲元说，多数放射性核素半衰期长则几十年，容易被海底沉积物吸收而长期存在于海洋环境中，进而对海洋生物构成长久的外部辐射威胁。放射性核素极易在海洋生物体内富集，并通过食物链传递迁移。外部和内部的辐射胁迫，会造成海洋生物生理过程的紊乱，如：碳-14损伤DNA、免疫功能的障碍，甚至导致个体的变异和死亡，最终威胁到海洋ECO稳定。

　　以“氚”为例，其半衰期为12年，要想将大部分氚消除，至少需要60年。虽然氚如果没有非间接接触不会穿透人体，但是饮用水中若有氚，就能够最终靠消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进而对人类染色体产生影响。

　　日本政府称排放的核污染水经过多核素去除设备的处理，其中除氚以外不再含有其他有害的放射性物质。今年7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发布的安全审查结论中也称，日本将储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处理水排海的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森林曾向媒体表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未充分与技术工作组专家协商仓促发布综合评估报告表示遗憾。

　　据湖南日报报道，刘森林称，在报告发布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曾就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再次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做讨论达成协商一致，就仓促发布。

　　周仲元称，研究显示，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后将随着洋流扩散至世界各国，从排放当天开始算起，核污染水将随日本暖流向西北方向漂流，并随北大西洋暖流率先抵达加拿大海域，随后在加利福利亚洋流的推动下扩散至美国西海岸海域，最后经北赤道暖流抵达中国台湾海域并进一步扩散至中国东海海域。

　　对于人们关心的餐桌上的海产品，在周仲元看来，我国沿海捕捞产量较高的鲐鱼、竹荚鱼、鳗鲡、太平洋褶柔鱼、远东拟沙丁鱼、秋刀鱼等或将受一定的影响，“这些渔业资源的洄游路线经过日本沿海时会受到福岛核污染水排放的影响,鱼类若受到持续的放射性污染，会导致其繁殖力下降，品质降低，影响其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全球的鱼类迁徙。”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顾晓英担忧水产养殖行业会首当其冲，“相较于自然环境，人为造成的核污染更容易导致生物基因突变，大幅度提升水产养殖的不确定性。核辐射会造成个体大小变化，减产、病害等可能性都会增加。”

　　但从短期来看，周仲元提醒道，人们不必对海产品陷入恐慌。“就食用海产品来说，产地很重要。我国已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来自远海、我国近海的海产品仍旧能放心食用，海产品在我国上之前一定经过严格的检测，如果超过安全标准，国家相关部门也不会允许进入市场。”

　　需要注意的是，从长期来看，海产品中的放射性元素可能会通过食物链传递并影响人类健康。实验证明，长期、大量食用放射性污染海产品，有可能使体内放射性物质积累超过允许量，引起慢性射线病等疾病，造成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损伤。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补充道，“讨论日本‘排污入海’的影响，关键问题在于放射物质在海洋中的浓度，有待进一步监测和研究。”

　　马军介绍说，中国对核辐射的监测安全网已织就30年，截至去年，全国已布设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环境γ辐射剂量率连续自动监测，2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γ辐射剂量率累积监测；水体监测包括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及重要湖泊（水库）的地表水监测，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监测，31个城市的地下水监测，沿海11个省份的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监测。

　　对于日本“排污入海”计划，来自太平洋岛国、菲律宾、印尼、南非、秘鲁、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持续存在。从条约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两个层面来看，日本无视邻国抗议，坚持“排污入海”已严重违反一系列相关义务。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海洋海事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白佳玉说，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核安全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对本国管辖范围内的的核安全负责，日本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项的任何决定，应当与周边国家或者将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展开合作分享必要的信息与情报，制定应急计划，以执行为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对海洋环境污染而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然而，日本的排海方案既不是日本政府“所掌握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也将使得核污染水随着海水流向其他国家，间接将危险从日本境内转移到其他国家。

　　同时，从习惯国际法层面来看，白佳玉分析道，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具有可能对全人类以及海洋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风险。对此，日本可能因违反上述国际义务而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包括采取停止、不重复的补救办法以及赔偿的责任等。

　　马军建议道，要加强构建对核辐射的监测和预警网络，并充分公开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进而消解不必要的恐慌心理，“比如，目前，中国的海洋监测站相关数据较少发布，基本只有每年的陈述性结论。”

　　在白佳玉看来，我国生态环境部积极开展的沿海放射性物质监测，对于法律维权至关重要，而针对日本“排污入海”，更多的事前救济也迫在眉睫。“从法律路径，中国可通过相关程序启动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向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法庭申请临时措施或提起诉讼。如若中国难以举证发生实质性损害后果，但上述国际司法机构也可能据此要求中日双方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与危害开展合作交流及检测，以预防风险发生。”她认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可以团结和整合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力量，通过全球多边平台决议等间接阻止日本核污染水的排放，也可以联合多方促请联合国推动国际法院发表相关咨询意见，多措并举积极维权。

　　核污染水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首次大规模进入海洋的漂流。当地时间8月24日13时，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首次排放将持续17天，在经过核素去除设备的处理和海水稀释后，约78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将相继流过约1公里长的隧道抵达大海。

　　这项“排污入海”工程将持续30年。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1000多个储罐中，超130万吨核污染水已存储超过12年。

　　对于这些踏入海洋征途的核污染水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人类或许还无法准确估计。但覆水难收，环球终将同此凉热。

　　这些核污染水来自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这是世界历史上，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并列，仅有的两例七级核事故之一。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为了冷却被熔毁的堆芯，东京电力公司将大量海水直接注入反应堆，形成了核污染水。与此同时，雨水的降落与地下水的不断渗入，又给福岛核电站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污染水。

　　为了减缓污染水的增速，东电公司采取措施，如循环使用冷却水以及建造冻土墙阻隔地下水流入，但30公尺深的冻土墙始终难以奏效。在灾后12年里，地下水仍不断上涌，核污染水以每日超过100吨的速度不断增长。

　　在学界，核污染水和核废水、核污水三者迥异。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副教授周仲元介绍，核废水是未被污染的冷却水，如反应堆冷却水、清洁与过滤水、生活污水等，不接触反应堆芯；核污水是从核电站排出的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水，如用于清洗、除尘、脱盐等目的的低放射性废水，具有较低的放射性强度和危险性；而核污染水特指由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环境，比如核事故产生的污染水，其中含有多种放射性核素，难以去除，对生态系统影响大。

　　据研究统计，核污染水中主要含有锶-90、铯-137、碘-131、氚、碳-14等放射性核素，这些放射性核素衰变过程需要数万年甚至几十万年。若排放入海，所含的放射性核素将随洋流迁移、扩散至其他海域，直接对全球范围内的海洋环境、海洋生物造成放射性污染。

　　周仲元说，多数放射性核素半衰期长则几十年，容易被海底沉积物吸收而长期存在于海洋环境中，进而对海洋生物构成长久的外部辐射威胁。放射性核素极易在海洋生物体内富集，并通过食物链传递迁移。外部和内部的辐射胁迫，会造成海洋生物生理过程的紊乱，如：碳-14损伤DNA、免疫功能的障碍，甚至导致个体的变异和死亡，最终威胁到海洋生态系统稳定。

　　以“氚”为例，其半衰期为12年，要想将大部分氚消除，至少需要60年。虽然氚如果没有直接接触不会穿透人体，但是饮用水中若有氚，就可以通过消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进而对人类染色体产生影响。

　　日本政府称排放的核污染水经过多核素去除设备的处理，其中除氚以外不再含有其他有害的放射性物质。今年7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发布的安全审查结论中也称，日本将储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处理水排海的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森林曾向媒体表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未充分与技术工作组专家协商仓促发布综合评估报告表示遗憾。

　　据湖南日报报道，刘森林称，在报告发布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曾就报告草案征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决定。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再次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进行讨论达成协商一致，就仓促发布。

　　周仲元称，研究显示，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后将随着洋流扩散至世界各国，从排放当天开始算起，核污染水将随日本暖流向西北方向漂流，并随北大西洋暖流率先抵达加拿大海域，随后在加利福利亚洋流的推动下扩散至美国西海岸海域，最后经北赤道暖流抵达中国台湾海域并进一步扩散至中国东海海域。

　　对于人们关心的餐桌上的海产品，在周仲元看来，我国沿海捕捞产量较高的鲐鱼、竹荚鱼、鳗鲡、太平洋褶柔鱼、远东拟沙丁鱼、秋刀鱼等或将受到影响，“这些渔业资源的洄游路线经过日本沿海时会受到福岛核污染水排放的影响,鱼类若受到持续的放射性污染，会导致其繁殖力下降，品质降低，影响其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全球的鱼类迁徙。”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顾晓英担忧水产养殖行业会首当其冲，“相较于自然环境，人为造成的核污染更容易导致生物基因突变，大大增加水产养殖的不确定性。核辐射可能造成个体大小变化，减产、病害等可能性都会增加。”

　　但从短期来看，周仲元提醒道，人们不必对海产品陷入恐慌。“就食用海产品来说，产地很重要。我国已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来自远海、我国近海的海产品仍然可以完全放心食用，海产品在我国上之前一定经过严格的检测，如果超过安全标准，国家有关部门也不会允许进入市场。”

　　需要注意的是，从长久来看，海产品中的放射性元素可能会通过食物链传递并影响人类健康。实验证明，长期、大量食用放射性污染海产品，有可能使体内放射性物质积累超过允许量，引起慢性射线病等疾病，造成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等损伤。

　　对此，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补充道，“讨论日本‘排污入海’的影响，核心问题在于放射物质在海洋中的浓度，有待进一步监测和研究。”

　　马军介绍说，中国对核辐射的监测安全网已织就30年，截至去年，全国已布设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环境γ辐射剂量率连续自动监测，23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环境γ辐射剂量率累积监测；水体监测包括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及重要湖泊（水库）的地表水监测，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监测，31个城市的地下水监测，沿海11个省份的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监测。

　　对于日本“排污入海”计划，来自太平洋岛国、菲律宾、印尼、南非、秘鲁、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反对声音持续存在。从条约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两个层面来看，日本无视邻国抗议，坚持“排污入海”已严重违反一系列相关义务。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海洋海事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白佳玉说，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核安全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对本国管辖范围内的的核安全负责，日本对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项的任何决定，应当与四周的国家或者将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展开合作分享必要的信息与情报，制定应急计划，以执行为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对海洋环境污染而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然而，日本的排海方案既不是日本政府“所掌握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也将使得核污染水随着海水流向其他几个国家，间接将危险从日本境内转移到其他国家。

　　同时，从习惯国际法层面来看，白佳玉分析道，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具有可能对全人类以及海洋环境造成巨大危害的风险。对此，日本可能因违反上述国际义务而承担对应的国家责任，包括采取停止、不重复的补救办法和赔偿的责任等。

　　马军建议道，要加强构建对核辐射的监测和预警网络，并充分公开有关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进而消解不必要的恐慌心理，“比如，目前，中国的海洋监测站有关数据较少发布，基本只有每年的陈述性结论。”

　　在白佳玉看来，我国生态环境部积极开展的沿海放射性物质监测，对于法律维权至关重要，而针对日本“排污入海”，更多的事前救济也迫在眉睫。“从法律路径，中国可通过相关程序启动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向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法庭申请临时措施或提起诉讼。如若中国难以举证发生实质性损害后果，但上述国际司法机构也可能据此要求中日双方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与危害开展合作交流及检测，以预防风险发生。”她认为，中国和四周的国家可以团结和整合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力量，通过全球多边平台决议等间接阻止日本核污染水的排放，也可以联合多方促请联合国推动国际法院发表相关咨询意见，多措并举积极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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